【映見】領袖問題處理研究中心

【用自由的精神來創新創業】   / 俞敏洪

這篇是大陸 新東方集團創辦人 俞敏洪先生於20131202第四屆北京大學企業家論壇的演講內容，由於我最近都在研究 俞先生的東西而不經意發現的。令我驚訝的是，這般坦然直率的言論竟然會出現在北京大學的學府，而講者直言不諱、句句懇切的勇氣也真叫人嘆服！反觀我們自己的台灣卻……。這種強烈反差的對比，還真值得我們好好反省。也正顯示出兩地「生命活力」有多大的不同，真不知 龍應台的那把「野火」何時能再燒一次？

我們需要的是「堅守精神」，而非對環境的適應

各位親愛的朋友，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中午好！大家可能差不多餓了，最後才輪到我來演講，耽誤大家吃飯，十分抱歉！剛才閻焱師兄以非常嚴謹的投資家態度，理性的態度來講述了創業者和投資家的區別。

其實對於我來說，我更喜歡北大人那種不理性的氣質。北大人的理想主義，哪怕是空想主義，都是北大這一百多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和思想的保證。所以我希望北大的校友中多出一些創業家和企業家。當然像閻焱這樣的投資家也不錯，我們可以利用投資家，讓他們支持我們創業和企業的成功。

「對於北大來說，我最擔心的是北大的理想主義有一天變成現實主義，利己主義，甚至是庸俗主義，而北大現在正在往這個傾向發展。」對於北大來說，我們最需要的確實就像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盧新宇師妹在中文系講話說的一樣：我們最需要的是「堅守」而不是適應。如果說我們一定要適應的話，有一點我們可以適應，北大離現實不能太遠，北大必須腳踩在中國這個堅實的土地上，跟著中國的發展，同步發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引領中國發展」。我們這樣的適應是為了更好地堅守，堅守我們北大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更好地堅守蔡元培所說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更好的堅守獨立思想的勇氣和陣地。

「真正愛國」和庸俗愛國的分界線

解放以後我們北大的校訓改成了「愛國、進步、民主和科學」，我覺得這個並不錯。但是「愛國我們到底要愛什麼？」是愛一些出臺並且不斷改變的政策，還是愛一些官員空穴來風的自說自話，還是真正地愛這片土地，愛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並且為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的人民真的做點事情？我覺得這是「真正的愛國和庸俗愛國的分界線」。

同時我也深刻地認為北大追求的境界，應該是「一個民族長久的境界」，是思想的啟迪，是智慧的開啟，是讓老百姓明白知道愛國、進步、自由和民主的背後對他們的生命和幸福到底意味著什麼。

民主和科學是北大的核心理念，五四運動的產生其實主要是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到現在我們依然呼籲著民主和科學，我相信這也是北大的核心精神。當我們青春年少在北大的時候，一次次振臂高呼，一次次集合在三角地，我相信我們當時的熱情不是為了以後當官，儘管有些人已經當官了。我們怒波師兄是先當官，後辭官，像他這樣的人現在不多了。當然當官，如果能當好官也是一件好事，能夠最大限度地為人民服務。

我們之所以現在能站在北大英傑中心報告廳來談論創業和創新，也是因為中國的民主和科學確實取得了一定的進步。這一進步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人民渴望的結果。

我欣賞黃怒波的「堅守」，因為怒波師兄做生意以後並沒有變成一個「庸俗的生意人」，他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理想主義，在堅守著即使做生意賺錢的同時也不忘卻詩歌，繼續寫詩，他的詩寫完以後沒有人購買（開玩笑），但是他依然堅韌不拔地印完以後送給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把他心中的那點火種，傳播到別人身上去，我覺得恰恰是這樣的癡情癡意，讓北大的精神火種代代不滅。當然也包括閻焱師兄在投資的同時，不忘支持北大發展，其思路是相通的。

北大企業家俱樂部成員有很多很多爭論，尤其是面對具體事情的時候，大家都可以自由表達不同意見，但從本質上由於我們有著同樣的價值觀和底線，所以保持著一個非常團結的隊伍。這個團隊已經創造了很多奇跡，成立了第一個校友基金，並且這個基金以最快速度賺了錢捐給北大。這次又成立北大創業基金，大家踴躍加入，幾天就募集了一億人民幣，為北大有創業熱情的師弟師妹們提供服務。

人生的「性命、生命、使命」

「表面上的團結和實際上的爭鬥，以及表面的爭鬥和實際的團結，是有巨大差距的」。大家都知道，有人說人活著有三條命：一個是性命，一個是生命，一個是使命。我覺得能把這三個命放在一起活，應該是北大人的特色和底線。

我們不光為了自己的性命而活著，不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何況現在也不是亂世。如果真的有人為了錢不要性命，為了名不要性命，為了利不要性命，如果北大有這樣的人，那我們可以說這不是北大人，或者說是北大的恥辱。

如果我們上一個臺階，能為自己的生命而活，那說明我們活得有尊嚴了，因為生命是有尊嚴的，是受到自己的尊重以及別人尊重的。我相信北大人非常願意變成一個有尊嚴的人，也就是擁有自己生命的人。更重要的是只要我們進北大門，就應該擁有自己的使命，也就是說自我發展的同時，我們不僅要保證我們的尊嚴，我們甚至需要努力保證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希望能夠為國家真正做點貢獻。

我覺得一個人最可怕的是有性命但是沒使命，一個國家最可怕的是好像有使命，但是生活其中的人卻不太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

所以，儘管我覺得北大要適應時代的大潮，適應祖國的發展，適應高科技的巨變，並且引領高科技，但是我覺得北大人真的應該堅守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一百年前就已經說出來了，陳寅恪說過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蔡元培說過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我覺得所有這些東西，永遠不過時，尤其在中國永遠不過時。

剛才朱善璐書記說了很多要創立一流大學的豪言壯語，我們非常振奮。但外面流傳過一個笑話，說兩個連大學都不能算的機構，還在拼命爭論誰是一流大學。當然這兩個機構指的是北大和清華，儘管這句話很刻薄，我們也很愛北大清華，但是我覺得一半是事實。

「一流大學」應該具備的氣度

一流大學的標誌，第一必須要擁有至高無上的尊重教學和學術自由的傳統，我認為北大現在並不擁有。北大受行政主導，而不是教授主導。

只有對教授進行充分的尊重，學術思想科學才能領先，只有學術思想科學領先的大學，那才是真正的大學。北大如果真的能夠以最快速度實現「教授治校」的傳統，就是走在了一流大學的軌道上。

第二，我覺得北大還沒有真正做到尊重學生的選擇，因為對於學生來說他們最需要的是能夠挑選，挑選能夠讓自己不僅在專業方面提高的老師，而且能夠挑選給他們帶來終身價值的老師。

這些終身價值包括了「正確的人生態度」、「偉大的哲學思想」，以及「對社會的深刻理解」，還有「終身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線」和「不失大節的骨氣」。我認為北大現在這樣的教授很少，這不是學生選擇的結果，是學校把教授強派給學生的結果。特別希望把這兩個傳統，「尊重教授」和「尊重學生」的傳統回歸到北大，如果說對於教授不滿意，學生應該能夠有資格把教授從教室裡趕走，我覺得這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學應該具備的氣度。

第三，我們要堅持党的領導，但我不認為意識形態應該成為學術自由的先導。大家都知道，中國曾經有個非常統一的意識形態時期，但最後的結果是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一片空白。一個思想一片空白的地方是不可能產生偉大的人物也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思想的，當然更加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時代。所以北大從成立伊始就是主張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地方。我特別希望北大的領導人能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儘管我知道這樣的進步可能需要符合時代特徵，需要循序漸進，但是北大不能沒有這樣的意識。北大人不能以當官為樂，校長、書記今天都在這裡，你們一定明白身上所肩負的重任，不僅僅是把枯燥的思想灌輸給學生，用行政手段規範學生，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外應該讓學生知道，「一個偉大的時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

「別把企業家」作學生學習與宣傳的唯一榜樣

第四，「特別不希望把我們這些企業家，作為學生學習的榜樣和宣傳的榜樣」。我非常吃驚地發現，現在北大的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都是把企業家招過來進行演講，告訴學生你看這些人也是北大畢業的，他們成了億萬富翁，所以你們也能夠成為億萬富翁。

「如果一個大學，把賺錢的人作為學生學習的榜樣，我相信這是在傳播一個錯誤的資訊，讓學生用浮躁的心對待大學生活，學生得到的不再是真正對他們終身有用的東西，而是想著如何儘快的賺錢。」賺錢沒有什麼不對，但「如果一個社會一個大學只尊重有錢人，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我相信這些企業家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從來沒想過做生意，因為那時候沒有做生意的風氣，我相信閻焱沒有在學習時想過投資，黃怒波想的只是怎樣把詩歌寫好，侯軍當時想得一定是怎樣跟北大漂亮的女孩子談戀愛。但是所有這一切並沒有減退他們身上的企業家基因，以及未來能夠賺錢的能力。「所以我不認為一個人的賺錢能力是能夠教育出來的，但是我認為一個人的思想能力和人格能力是能夠培養出來的」。

我希望北大要宣傳我們的話，請宣傳我們這些人在大學期間是怎樣學習和生活的。北大應該更多地因為它的「思想家、科學家和政治家」而驕傲。我們這些企業家能做的事情，就是通過我們財富的積累，回來反哺北大，讓北大產生更多的思想家，科學家和真正偉大的政治家。

創新和創業是「一種精神傳遞」，不是技術

回到創業創新的話題，「我不認為創新創業是一種技術傳授」。即使在今天這樣的會上，我也認為我們的講話對在座的師弟、師妹們是「一種精神傳授」。

創新創業是環境自由、思想自由的結果。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非常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也特別感謝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給我們帶來了社會的繁榮和穩定。但是穩定的社會環境不能以壓制人的自由創造力和自由思想為前提。我們需要一個寬鬆的市場和市場環境，在穩定的社會結構上面來運行。

剛剛去世的經濟學家科斯曾經說，中國改革的前期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改革前期時代是以邊際效益為主的改革，不僅是政府主導的結果，而是政府放寬了環境後，老百姓爆發熱情產生的。他做了一個比喻，水泥地旁邊的一片空地，忘了去鋪上水泥，結果在這個空地上茁壯成長了中國的民營企業。

計劃經濟的主導沒有讓民營企業繁榮，但是放寬了環境和思想的行為，確實讓中國的財富產生了急劇的增加。增加財富的有生力量，就是民間力量。從民營經濟開始占到GDP1%都不到，到今天已經接近65%到70%這樣一個規模，是政府比較明智地給了我們市場經濟的相對空間以及市場資源的消費空間。

科斯繼續說，如果中國未來還想長治久安的經濟繁榮和發展，那麼「思想市場」將是中國改革的下一個不可回避的重點，任何一個思想封閉的時代和任何一個思想封閉的社會，都不可能經濟長久持續發展，更不可能出現，一方面經濟急劇繁榮，另一方面人民卻沒有思想自由的狀態。

「政府不該」以主人居高臨下的心態來對待人民

我們特別感謝政府，過去三十六年為我們提供了確實不錯的增長空間，尤其是對民營企業確實提供了支援和幫助。今天市政府領導過來參加會議，也說明了政府對這一塊的重視。但是我認為政府做得還不夠，因為他們還是以主人的心態，居高臨下的態度來給我們發展的機會。我恰恰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倒過來，創造財富的人民應該是主人，人民創造財富支持政府的行政運作，政府努力為人民服務，所以政府應該以更加高效的，更加透明的態度，更加謙卑的精神，來支持企業和社會的發展。

同時，我們堅決支持政府反對謠言，反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我們堅決支援要依法治國。但我們真的不希望一不小心，在微博上說了一句話被人惡意轉發五百次，最後就因言獲罪，甚至被關了禁閉。一個穩定的社會，所有的公民都能夠感覺到最優的安全感，讓我們在這塊我們深愛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創業，和祖國共同繁榮。

如果一個社會每個階層的人都缺少安全感，這個問題不應該錯在老百姓身上。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的房子隨時可能被拆掉；作為一個企業家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搞不清自己的企業到底能在什麼地方生根落地，到底能做十年的規劃還是百年的規劃；

我們也希望每位政府官員能夠開心透明的在自己崗位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看著上級的臉色一不小心把官丟了，位子沒了，心裡永遠只有上級沒有老百姓；當然我們更加希望更好的社會秩序能夠建立起來，中國政府官員的廉政機制能夠建立起來，中國的財政收入，實實在在用到老百姓身上去，支援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支援中國教育的發展，支持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而不是落到政府官員個人的腰包中去。

所有這一切都必須要有神聖的法律和沒有例外的法律執行來保證。我們知道政府下定決心要讓中國變成一個依法治國的地方，我們會一起努力來共同推進。我們不希望法律有例外，不希望法律變成保護利益集團和保護特權的工具，不希望法律可以因人而宜，在同樣的罪行面前因為背景的不同進行不同的罪罰。我們希望法律跟政府官員的特權沒關，跟企業家的金錢沒關，跟老百姓的貧困沒關。法律那就是個天平，不管放什麼人在上面，它必須一桿秤擺平，我希望中國的法律最終都能成為保護所有老百姓，並且有著獨立精神，有著公平判斷的真正強有力的，對全國守法的老百姓進行保護的工具。

「創新和創業」絕非只有資金和技術就能解決

再回到創業的話題上，我始終認為「創新是思想的放飛，創業是精神的飛揚」。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資金和技術能夠解決的。不管年年投入多少資金，都不可能把創新精神買回來，也不可能讓創業的激情飛揚起來。

所有這一切都依賴於我們一再強調的，真正的、寬鬆的、自由的人民安享其樂的環境。對於企業家們，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真的能夠做到柳傳志說的在商言商。我認為今天還做不到，今天大家的講話表明了我們還沒有做到。

有一天如果我們再也不用因為政府的某個政策改變，為我們企業的安危擔憂；因為某一個政府領導的脾氣，為我們的發展擔心；我們只需要面對我們在商業中的競爭對手，專心面對高科技的發展，動用我們的創新能力和資源，面對商人之間的共同合作，通過交納稅收和為社會服務來推動社會發展，那麼我覺得那個時候，中國就一定是一個政府公正，官員親民，百姓安定的國度，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祖國，謝謝大家。

____________________1030106【映見領袖問題研究中心】